前陣子在德國NJW雜誌2011年第49期（NJW 2011, 3557），偶然看到Reinhard Zimmermann教授對於2011年的推薦閱讀書籍（Leseempfehlung）
雖然如此，Zimmermann教授卻在文章的前半段，對德國法學教育的現狀提出批判，特別針對法學博士學位的授予。內容也不免提到，Zimmermann所認同的「法學」或「法學教育」應該是什麼。Zimmernamm是德國夙負盛名的民法及比較法學者，能讓他產生這樣的反思，想必德國現在的法學教育確有待改進之處。台灣的問題，或比德國更加嚴重，本篇文章頗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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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2011年轟動一時的前國防部長古騰堡（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的博士論文抄襲案作開端。
Zimmermann教授無意深入探討本案，僅淡淡的說，「抄襲的研究專家享有榮景，他們揭發新興、令人驚訝的學術劣行，但這當中也不少無辜的受害者」（Plagiatsforscher haben Konjunktur. Sie decken immer neue, erschreckende Formen wissenschaftlichen Fehlverhaltens auf. Mit unter treffen sie aber auch ganz unschuldige Opfer.）
對於法學本身的期待
Zimmermann直接將重點帶到法學（Rechtswissenschaft），他說：「任何行業都有規則，惟並非皆有法學。法學作為高度發展、由法律人所背負的專業學科，乃來自於羅馬的寶藏。法學藉由繼受羅馬法，成為歐洲文化的顯著特徵，其自身並影響全世界。法學與自然科學或及他社會科學不同，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他將目標指向於現行法之認識、適用及續造。法學是追求理性、思想上一貫性及體系的展現，體現在眾多的學術文獻中。（
Alle Geschäften kennen Regeln, die sich als Recht bezeichnen lassen; nicht alle kennen aber eine Rechtswissenschaft. Die Jurisprudenz als hochentwickelte, von Juristen getragene Fachwissenschaft stammt aus der römischen Antike. Sie wurde, durch die Rezeption des römischen Rechts, zu einem Charakteristikum europäischer Kultur (die ihrerseits in weite Teile der Welt austrahlte). Die Rechtswissenschaft unterscheidet sich vo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ebenso wie von den klassischen Sozial- und Geisteswissenschaften. Sie hat eigenen Gegenstand und ihre eigenen Methoden. Sie zielt ab auf die Erkenntnis, Anwendung und Fortbildung des geltenden Rechts, sie ist Ausdruck des Strebens nach Rationalität, intellektueller Kohärenz und System, und sie manifestiert sich in einer Fülle von wissenschaftlicher Literatur.）」
註釋書的氾濫
話鋒一轉，Zimmermann首先將促使學術劣行發生者，或可歸咎於註釋書的編纂。Zimmermann承認，對於基本法、民法或刑法所編纂的註釋書，固屬德國法學的一大成就。蓋註釋書的作者蒐集、體系化並批判性地檢討相關的判決及學說，並發展出自己的想法。其於促進法律學說與實務之對話，實乃功不可沒。然而，現在卻出現了註釋書的氾濫（Kommentar-Schwemme）。在過去的20年，出版了各式各樣的新的註釋書，而老牌的註釋書，也不斷增加篇幅，例如Staudinger現在已經增加到92冊，共55,000頁。但大多數的註釋書作者只是不停地重複編輯相同的資料，因此不令人意外地，從中也不太會有認識上的新發現。1970年代，如果一個作者在處理一個法律問題時，沒有至少把所有的註釋書（Palandt, Erman, Staudinger, Soergel, RGRK）看過，不能算是達到專業水準（lege artis）。但現在已經不可能這麼做了，如果作者不想把精力耗費在令人厭倦的資料大戰的話(wenn man sich nicht in einer ermündenden Materialschlacht verzetteln)。也因此，學術的標準改變了（Auch so ändern sich wissenschaftliche Standards）。
教科書的氾濫
依照Zimmermann的觀察，在教科書方面也發生了氾濫的情況。Zimmermann認為，「固然，將繁雜的資料熟稔地濃縮為重要的指導原則，以及適當地減少其複雜性，乃是學術上的貢獻。而一個真正好的教科書，300頁左右的，他的作者至少必須已經寫了1000頁，或者無論何時都有寫出1000頁的能力。在德國確實有這樣的鉅著。」「但也有為數不少的廚師，只是不停地在稀釋早已沒有什麼思考上營養價值的稀飯（Aber es gibt eben auch hier die vielen Köche, die einen kaum mehr nahrhaften intellektuellen Einheitsbrei nur noch weiter verdünnen.）。」
教科書類的「通貨膨脹」，一方面當然可以理解為對於持續不斷增加的資料的反應，然而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年輕人越來越沒有能力消化「速食讀物」（literarisches fast food）以外的書籍。如果閱讀習慣（Lektüregewohnheit）繼續受網際網路影響，且教授們熱中於排名而不是撰寫好的教科書，那不意外，大部頭的教科書（großes Lehrbuch）－例如Flume, Forsthoff 或Jescheck所撰寫、深深影響一門學科之文化的－在學生之間將不會再有市場。Wolfgang Ernst曾說，「大部頭的教科書真正地體現了法學」「如果想要評斷現在法學的情況是如何，只需要去看看這些大部頭的教科書就可以了」。
學位授予的氾濫
緊接著Zimmermann認為，「即使現在的學生不再閱讀這些法學上的鉅著，其中卻有一大部分想要獲得博士學位。向來，博士學位帶來了尊榮及仕途上的好處。」
「這裡還不需要用抄襲醜聞來凸顯，在這當中有多少糟糕的事情。我們只要去看，越來越多的博士論文以叢書的方式出版，然而其中顯然沒有多少學術上的價值。另外，評分氾濫的情況也時有所聞。有些只是中等層度的論文，竟然拿到magna cum lauda，而summa cum lauda 也不再保留給在學術上真的有卓越成就的論文。某些指導教授似乎認為，博士生理應獲得最好的成績，只是因為在他門下。」
「因為絕大多數的博士生普遍來說都受到禮遇，因此產生了『學位工廠』，其吸引力特別在於，撰寫論文的門檻不受檢驗，或者真正撰寫論文的時程常常少於一年。教授對於博士生指導的品質也是千差萬別，無法保證有效的品質控管。」
另外，論文審查制度也有問題。第一審查人（Erstgutachter）是博士生自己的指導教授，而第二審查人又由指導教授來決定。在一個系裡面往往形成論文審查伙伴。第二審查人的意見從未與第一審查人相左。因此Zimmermann認為，「英國或美國的教授對於這種情況可能會很驚訝。」
Zimmermann嘗試提出解決方案：如果法律系自己沒辦法對於博士論文的水平提出一套規範（codes of good practice），那只好依賴外來的監督，也就是校外的審查人。
Zimmermann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早期，博士論文的出版，是由博士生與指導教授聯名。 如果現在仍採取這種作法，將會有什麼效果？
法學的訓練應是針對能力（Fähigkeit），而非技藝（Fertigkeit）
Zimmermann強調，他提出這些批判，絕非認為，只有那些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後輩才有資格唸博士。他認為，德國體系的強項就在於學說與實務的緊密連結，而此項連結來自於法學的適用屬性（Anwendungsbezogenheit，亦即法律就是要適用）。一個好的法律人，必須具備能夠「分析性的整理、體系性的分疏及一致性地適用推陳出新的規範材料於不斷變化的案例類型」的能力。這項能力，在大陸法傳統中，是透過學術性的大學學程來獲得。但因為現在大學學程越來越「去學術化」，而淪為只是傳授一門技藝，於是 在職業生涯的伊始撰寫一本高水準的論文，對於從事實務工作的法律人也是有非常大的實益。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學生須自願花上至少兩年的時間，把自己投入在學術研究的歷險當中（Freilich muss er dazu die Bereitschaft aufbringen, sich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etwa zwei Jahren auf ein intellektuelles Abenteuer einzulassen.）。這當中最好也不要另有全職的工作。Zimmermann認為，重點不在於博士生有無在指導教授下做事，或者他的生涯規劃是要從事學術或實務，重點在於：他必須要有對於學術論文的真正熱誠、必要的學術能力及充分的時間。
法學的法律適用屬性（Anwendungsbezogenhei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Zimmermann認為，德國大學法律系課程的重點，在於使學生有針對案件提出有說服力之解答的能力，對之需要非常好的法釋義學（Rechtsdogmatik）。法釋義學的目的在於，由基礎的價值判斷或原則找出內在於法規範的秩序，並將其帶入以下的教學體系中：一方面簡化法律素材的教授，他方面對於法所未規範之爭議提出解答。「法釋義學是學說與實務非常重要的連結，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理論家從中獲得及發展出實務上之實益，所有實務家從中獲得及發展出理論上之實益。不能做到這一點而使得理論與實務嚴格分離的，則不免使理論成為空泛的遊戲，實務淪為單純的手工業（Rechtsdogmatik ist ein essenzielle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sie bewirkt, dass "also in gewissen Grade jeder Theoriker den praktischen, jeder Praktiker den theotischen Sinn in sich erhalte und entwickle. Wo diese nicht geschieht, wo die Trennung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ein absolute wird, da entsteht unvermeidlich die Gefahr, dass Theorie zu einem leeren Spiel, die Praxis zu einem bloßen Handwerk herabsinke.）。」
Zimmermann對於德國這樣法學訓練感到十分驕傲，他說：「上述理論及實務的分離源自於部分美國法的影響。德國的法學教育向來追求一個兼顧以實務為導向的理論及受理論激發之實務的模式。這樣的連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文化成就（rechtskulturelle Errungenschaft），特別是，在德國養成的法律人在海外總獲得很高的評價，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尊崇且繼受德國的法釋義學。」
理想的法律人
然而危機並非不存在。案件解析之技巧漸漸成為為解題而解題，而當解題技巧逐漸宰制了教學，一項事實被忽略了：法律人必須具備盡可能廣泛的學養才能有效地掌握法規範。這樣的法律人，是指：他意識到，任何法規範都身處於傳統的脈絡中，而只有在此一觀點下才有辦法理解。他已經學習到德國法具有獨特的輪廓，而得以比較性地加以觀察。他對於法哲學及法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問題提出非常熟悉，且對於其他於法學有重要意義的學科的認識保持開放。以上種種，強烈需要一個以基礎為導向（Grundlagenorientierung）的法學教育，遠非現狀所能及。幾年前，一群法學教授曾呼應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的呼籲，提出他們理想的大學法學教育的典範，稱之為das Ladenburger Manifest。依照他們的想法，研習一些基礎學科，並閱讀一些方法上正確的資料，對於培養理想的法律人有幫助。
雖然如此，Zimmermann教授卻在文章的前半段，對德國法學教育的現狀提出批判，特別針對法學博士學位的授予。內容也不免提到，Zimmermann所認同的「法學」或「法學教育」應該是什麼。Zimmernamm是德國夙負盛名的民法及比較法學者，能讓他產生這樣的反思，想必德國現在的法學教育確有待改進之處。台灣的問題，或比德國更加嚴重，本篇文章頗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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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2011年轟動一時的前國防部長古騰堡（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的博士論文抄襲案作開端。
Zimmermann教授無意深入探討本案，僅淡淡的說，「抄襲的研究專家享有榮景，他們揭發新興、令人驚訝的學術劣行，但這當中也不少無辜的受害者」（Plagiatsforscher haben Konjunktur. Sie decken immer neue, erschreckende Formen wissenschaftlichen Fehlverhaltens auf. Mit unter treffen sie aber auch ganz unschuldige Opfer.）
對於法學本身的期待
Zimmermann直接將重點帶到法學（Rechtswissenschaft），他說：「任何行業都有規則，惟並非皆有法學。法學作為高度發展、由法律人所背負的專業學科，乃來自於羅馬的寶藏。法學藉由繼受羅馬法，成為歐洲文化的顯著特徵，其自身並影響全世界。法學與自然科學或及他社會科學不同，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他將目標指向於現行法之認識、適用及續造。法學是追求理性、思想上一貫性及體系的展現，體現在眾多的學術文獻中。（
Alle Geschäften kennen Regeln, die sich als Recht bezeichnen lassen; nicht alle kennen aber eine Rechtswissenschaft. Die Jurisprudenz als hochentwickelte, von Juristen getragene Fachwissenschaft stammt aus der römischen Antike. Sie wurde, durch die Rezeption des römischen Rechts, zu einem Charakteristikum europäischer Kultur (die ihrerseits in weite Teile der Welt austrahlte). Die Rechtswissenschaft unterscheidet sich vo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ebenso wie von den klassischen Sozial- und Geisteswissenschaften. Sie hat eigenen Gegenstand und ihre eigenen Methoden. Sie zielt ab auf die Erkenntnis, Anwendung und Fortbildung des geltenden Rechts, sie ist Ausdruck des Strebens nach Rationalität, intellektueller Kohärenz und System, und sie manifestiert sich in einer Fülle von wissenschaftlicher Literatur.）」
註釋書的氾濫
話鋒一轉，Zimmermann首先將促使學術劣行發生者，或可歸咎於註釋書的編纂。Zimmermann承認，對於基本法、民法或刑法所編纂的註釋書，固屬德國法學的一大成就。蓋註釋書的作者蒐集、體系化並批判性地檢討相關的判決及學說，並發展出自己的想法。其於促進法律學說與實務之對話，實乃功不可沒。然而，現在卻出現了註釋書的氾濫（Kommentar-Schwemme）。在過去的20年，出版了各式各樣的新的註釋書，而老牌的註釋書，也不斷增加篇幅，例如Staudinger現在已經增加到92冊，共55,000頁。但大多數的註釋書作者只是不停地重複編輯相同的資料，因此不令人意外地，從中也不太會有認識上的新發現。1970年代，如果一個作者在處理一個法律問題時，沒有至少把所有的註釋書（Palandt, Erman, Staudinger, Soergel, RGRK）看過，不能算是達到專業水準（lege artis）。但現在已經不可能這麼做了，如果作者不想把精力耗費在令人厭倦的資料大戰的話(wenn man sich nicht in einer ermündenden Materialschlacht verzetteln)。也因此，學術的標準改變了（Auch so ändern sich wissenschaftliche Standards）。
教科書的氾濫
依照Zimmermann的觀察，在教科書方面也發生了氾濫的情況。Zimmermann認為，「固然，將繁雜的資料熟稔地濃縮為重要的指導原則，以及適當地減少其複雜性，乃是學術上的貢獻。而一個真正好的教科書，300頁左右的，他的作者至少必須已經寫了1000頁，或者無論何時都有寫出1000頁的能力。在德國確實有這樣的鉅著。」「但也有為數不少的廚師，只是不停地在稀釋早已沒有什麼思考上營養價值的稀飯（Aber es gibt eben auch hier die vielen Köche, die einen kaum mehr nahrhaften intellektuellen Einheitsbrei nur noch weiter verdünnen.）。」
教科書類的「通貨膨脹」，一方面當然可以理解為對於持續不斷增加的資料的反應，然而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年輕人越來越沒有能力消化「速食讀物」（literarisches fast food）以外的書籍。如果閱讀習慣（Lektüregewohnheit）繼續受網際網路影響，且教授們熱中於排名而不是撰寫好的教科書，那不意外，大部頭的教科書（großes Lehrbuch）－例如Flume, Forsthoff 或Jescheck所撰寫、深深影響一門學科之文化的－在學生之間將不會再有市場。Wolfgang Ernst曾說，「大部頭的教科書真正地體現了法學」「如果想要評斷現在法學的情況是如何，只需要去看看這些大部頭的教科書就可以了」。
學位授予的氾濫
緊接著Zimmermann認為，「即使現在的學生不再閱讀這些法學上的鉅著，其中卻有一大部分想要獲得博士學位。向來，博士學位帶來了尊榮及仕途上的好處。」
「這裡還不需要用抄襲醜聞來凸顯，在這當中有多少糟糕的事情。我們只要去看，越來越多的博士論文以叢書的方式出版，然而其中顯然沒有多少學術上的價值。另外，評分氾濫的情況也時有所聞。有些只是中等層度的論文，竟然拿到magna cum lauda，而summa cum lauda 也不再保留給在學術上真的有卓越成就的論文。某些指導教授似乎認為，博士生理應獲得最好的成績，只是因為在他門下。」
「因為絕大多數的博士生普遍來說都受到禮遇，因此產生了『學位工廠』，其吸引力特別在於，撰寫論文的門檻不受檢驗，或者真正撰寫論文的時程常常少於一年。教授對於博士生指導的品質也是千差萬別，無法保證有效的品質控管。」
另外，論文審查制度也有問題。第一審查人（Erstgutachter）是博士生自己的指導教授，而第二審查人又由指導教授來決定。在一個系裡面往往形成論文審查伙伴。第二審查人的意見從未與第一審查人相左。因此Zimmermann認為，「英國或美國的教授對於這種情況可能會很驚訝。」
Zimmermann嘗試提出解決方案：如果法律系自己沒辦法對於博士論文的水平提出一套規範（codes of good practice），那只好依賴外來的監督，也就是校外的審查人。
Zimmermann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早期，博士論文的出版，是由博士生與指導教授聯名。 如果現在仍採取這種作法，將會有什麼效果？
法學的訓練應是針對能力（Fähigkeit），而非技藝（Fertigkeit）
Zimmermann強調，他提出這些批判，絕非認為，只有那些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後輩才有資格唸博士。他認為，德國體系的強項就在於學說與實務的緊密連結，而此項連結來自於法學的適用屬性（Anwendungsbezogenheit，亦即法律就是要適用）。一個好的法律人，必須具備能夠「分析性的整理、體系性的分疏及一致性地適用推陳出新的規範材料於不斷變化的案例類型」的能力。這項能力，在大陸法傳統中，是透過學術性的大學學程來獲得。但因為現在大學學程越來越「去學術化」，而淪為只是傳授一門技藝，於是 在職業生涯的伊始撰寫一本高水準的論文，對於從事實務工作的法律人也是有非常大的實益。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學生須自願花上至少兩年的時間，把自己投入在學術研究的歷險當中（Freilich muss er dazu die Bereitschaft aufbringen, sich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etwa zwei Jahren auf ein intellektuelles Abenteuer einzulassen.）。這當中最好也不要另有全職的工作。Zimmermann認為，重點不在於博士生有無在指導教授下做事，或者他的生涯規劃是要從事學術或實務，重點在於：他必須要有對於學術論文的真正熱誠、必要的學術能力及充分的時間。
法學的法律適用屬性（Anwendungsbezogenhei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Zimmermann認為，德國大學法律系課程的重點，在於使學生有針對案件提出有說服力之解答的能力，對之需要非常好的法釋義學（Rechtsdogmatik）。法釋義學的目的在於，由基礎的價值判斷或原則找出內在於法規範的秩序，並將其帶入以下的教學體系中：一方面簡化法律素材的教授，他方面對於法所未規範之爭議提出解答。「法釋義學是學說與實務非常重要的連結，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理論家從中獲得及發展出實務上之實益，所有實務家從中獲得及發展出理論上之實益。不能做到這一點而使得理論與實務嚴格分離的，則不免使理論成為空泛的遊戲，實務淪為單純的手工業（Rechtsdogmatik ist ein essenzielle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sie bewirkt, dass "also in gewissen Grade jeder Theoriker den praktischen, jeder Praktiker den theotischen Sinn in sich erhalte und entwickle. Wo diese nicht geschieht, wo die Trennung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ein absolute wird, da entsteht unvermeidlich die Gefahr, dass Theorie zu einem leeren Spiel, die Praxis zu einem bloßen Handwerk herabsinke.）。」
Zimmermann對於德國這樣法學訓練感到十分驕傲，他說：「上述理論及實務的分離源自於部分美國法的影響。德國的法學教育向來追求一個兼顧以實務為導向的理論及受理論激發之實務的模式。這樣的連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文化成就（rechtskulturelle Errungenschaft），特別是，在德國養成的法律人在海外總獲得很高的評價，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尊崇且繼受德國的法釋義學。」
理想的法律人
然而危機並非不存在。案件解析之技巧漸漸成為為解題而解題，而當解題技巧逐漸宰制了教學，一項事實被忽略了：法律人必須具備盡可能廣泛的學養才能有效地掌握法規範。這樣的法律人，是指：他意識到，任何法規範都身處於傳統的脈絡中，而只有在此一觀點下才有辦法理解。他已經學習到德國法具有獨特的輪廓，而得以比較性地加以觀察。他對於法哲學及法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問題提出非常熟悉，且對於其他於法學有重要意義的學科的認識保持開放。以上種種，強烈需要一個以基礎為導向（Grundlagenorientierung）的法學教育，遠非現狀所能及。幾年前，一群法學教授曾呼應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的呼籲，提出他們理想的大學法學教育的典範，稱之為das Ladenburger Manifest。依照他們的想法，研習一些基礎學科，並閱讀一些方法上正確的資料，對於培養理想的法律人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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